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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战回忆录披露台政坛秘闻，两岸关系是其中浓墨重彩一笔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于名】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历时15年撰写的《连战回忆录——我的永平之路》，1月17日在岛内出版。

　　连战办公室主任彭国省表示，连战写回忆录是忠实记述当时的氛围与事件，面对自己走过的岁月，检讨自己的工作奉献，分享给读者。两岸关系自然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据台湾《联合报》17日报道，连战在最后篇章对两岸关系提出建议，力主“两岸应该推动政治对话、追求最终和平”，强调“和平”与“发展”是两岸关系最关键课题。他透露，2008年底上海论坛期间，因为两岸已达成向前推动经济合作的方案，除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要再谈外，未来就是要碰触政治层面的制度性问题。当时大陆方面对连战表示，“我们好好再继续努力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”。连战回台湾后特别向马英九报告说，“我们是否可以好好规划，两岸可就政治架构难题商讨未来的制度性安排”。但马英九回应说，政治议题非一蹴而就，应秉持“先易后难、先经后政、先急后缓”的原则，像堆积木方式来进行。

　　连战表示，其实201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前夕，“过境”美国时曾抛出未来可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，一度引起广泛讨论，但后来不了了之，不知是否受到美国压力，到马2016年5月卸任，都未再谈起该议题。2014年及2016年国民党连续选举大败，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保守做法仍未守住政权，现在很多人在检讨反省，“但历史的进程真是当断未断，反受其乱”。连战曾说，两岸事务哪一样是单纯的经济？每样都避不开政治，他真心期盼有政治家能把上一代留下的历史问题，在我们这代有效解决，别留给下一代。

　　连战在书中还谈到与马英九有关的另一件事——1997年的“白晓燕命案”。他写道，命案发生后，民进党以治安败坏为由要求“行政院”改组，并发起游行，但连战认为，任何社会都会发生骇人听闻的绑架撕票案，从未听闻要上纲到“行政院长”下台，这是民进党在借题发挥，所以即使第一时间时任“内政部长”林丰正要请辞，他也并未答应。后来“白晓燕案”持续延烧，作为“政务委员”的马英九提出辞呈，连战当时也对马这个政治动作感到不快，“让我有被落井下石之感”。连战还派人去力劝马打消辞意，但马英九坚持不回去上班，后来也逼得“内阁”进行改组，“这也是我在行政院期间一段较为不快的回忆”。2007年马英九要参选时曾去看他，承诺当选后重启对于“3·19枪击案”的调查，但遗憾的是马当选后的8年未对本案重启调查，令真相无法大白。

　　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表示，书中提到当年的治安问题，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会在必要时担负起责任，向民意负责，这是民主政治应有的样貌，马在当时也做了正确的决定。彭国省则表示，“连战对马英九没有意见”。据悉，连战在“跋”中特别感谢马英九连续5年亚太经合组织(APEC)会议委托他代表参与的信任与托付，也感谢马在任内实现“和平之旅”五大愿景。2月7日，连战将在经国七海文化园区举办新书发表会，仅邀5人致辞，第一位就是马英九。另四位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前“立法院长”王金平、前“行政院长”刘兆玄以及出生在台南的史学家郑喜夫。

　　连战在回忆录里还特别谈到2004年的“3·19枪击案”。他写道，他和宋楚瑜当晚本来准备对30万泛蓝支持者发表公开演说，但因为枪击案事发突然，连战宣布停止所有竞选活动。连宋探视陈水扁遭拒，且质疑陈水扁和吕秀莲封锁“并不严重的病情”。对此，陈水扁16日发表声明称，婉拒连战慰问是考虑有众多媒体在场的探视可能有所不便，“事件并非自导自演”。彭国省则回应说，陈水扁的声明跟当年一样谎话连篇，他声称因众多媒体在场而婉拒连宋探视，但记者都被隔在外面，哪来众多媒体？

　　台湾《中国时报》17日评论称，连战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从国民党要员，到卸任后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过往，重现国民党主政时期带领台湾蓬勃发展、不断推进两岸和平的历程，“宛如浓缩版台湾现代史”。对比现在的执政党，有今非昔比之感。

　　(环球时报)

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******

　　近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发布。《意见》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，并就强化审判职能，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，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，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。

　　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对于防病治病、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，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、司法解纷选择不足，案件类型集中、保护覆盖不全，审理周期较长、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。《意见》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，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，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，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，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，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《意见》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：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，《意见》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，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、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，实现“能判、愿判、敢判”，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，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。

　　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，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。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，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，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“商业秘密”保护外，多了一道“专利保护”的选择，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。同时，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，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，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。

　　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。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，《意见》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，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、有序竞争的秩序，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、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，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。

　　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，《意见》出台后，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：首先，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，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。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，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，是属于个人的，需要精准识别。可以说，区分“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”和“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”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。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，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，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，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。

　　其次，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、技术性。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，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。对司法部门而言，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，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。

　　再次，应当完善配套制度。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，对中医药而言，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，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如建立商标、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、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，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，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。

　　最后，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。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。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，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，进行专利布局，实现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标准逐步产业化，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。

　　（作者：邓 勇，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